两年前的夏日，在一种混杂着隐秘的激情与冲动中，我在一个晴朗的清晨，从西法边界的圣让-皮耶德波尔（St-Jean-Pied-de-Port）出发，开始了一段全程约764公里的朝圣之旅。当然，这是一次有准备的拍摄项目，在此前的半年里我做了大量有关欧洲朝圣文化、行走与冥想，以及景观摄影的调研；然而，这又是一段没有准备的徒步旅行，连续几十天在高山、戈壁、森林和公路中行走，除了背上的八十多卷胶卷和一两件换洗的衣服之外，我放下了一切。

在我通过影像来挖掘这条欧洲最古老朝圣之路的历史、社会和视觉话语，以及探索其空间、时间和朝圣者集体回忆相互关系的同时，也将我对女性与风景的思考纳入了景观摄影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将通过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出发，分析该特殊历史背景下女性和风景之间疏离的关系。

接着，我们将通过早期欧洲女探险家和环球旅行家的镜头，考察工业革命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女性的旅行，以及她们对风景的体验。最后，借由近些年由女性摄影师所创作的景观摄影作品，去认识她们对风景这一观点的不同阐述，并从中了解欧洲当代景观摄影的多元实践方式。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与风景

景观摄影从来都是男性的疆域（man’s territory）。我曾一度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人的嘴里听到同样的这句话。美国人类学学者温迪·J·达比（Wendy J Darby）擅长将她对风景的研究和人类学的知识结合起来，而同样作为一名女性，她在一本关于探讨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的论著中，把这个众人皆知，却很少提及的现实概括了出来：

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拍的资助人或事件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1)。

除去游牧和种族迁移的因素，出于性别、身份、和权利等各方面原因，女性在人类社会早期被排除在风景的物理体验之外。在男性为主导的欧洲政治和社会中，女性并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而她们的生活范围也集中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没有机会像男人那样去爬山涉水，体验崇高的风景（sublime）给他们所带来的意义。现实中的远离同样造成了女性缺失了对风景的想象，而将风景作为女性文学或绘画的主题，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出现。

伴随着十八世纪“宏大旅游”（Grand Tour）从贵族和上流社会到中产阶级的流行，“风景旅行”（scenic tourism）在十九世纪开始成为英国中产阶级认知中重要的社会行为。然而由于欧洲的风景区多属于王室和贵族的私有财产，或者乡村公共交通难以到达的地方，风景旅行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

Frances Trollope / Dover Pubns / 2003-8

Travels in West Africa

Mary H. Kingsley / Dover Publications / 2003-1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社会身份认同依旧以家庭为中心，但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女权主义在中产阶级中萌芽的兴起，少数女性开始投入到带薪工作中，也开始向往去到更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便捷的铁路交通则使得她们在旅途中拥有与众不同的全新体验。在女探险家这个称谓正式流行起来之前，英国女人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和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分别去到了美洲和非洲，以及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通过出版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批判性视角。

然而，十九世纪末期，即便在大英帝国控制下的世界很多地区都已是相当安全的旅行目的地，女性单独旅行依旧会被指责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对于社会的种种偏见，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旅行家对这些批判报以了回应。梅布尔·沙曼·克劳馥（Mabel Sharman Crawford）在她撰写的小说《通过阿尔及利亚》（Through Algeria，1863）中写道：“如果探索外国的土地不是女性最高端或最有合意的职业，但至少说明女性的职业正在改进了，这比她们在家里钩针或刺绣来的更有趣，所以许多女性都希望通过寻求旅行来隐藏她们在空闲时间的无聊(2)。

早期欧洲女探险家和环球旅行家镜头中的风景

在摄影术发明初期，西方探险家们迅速掌握了这种全新的媒介，用底片记录下殖民地的历史遗迹、风景奇观和社会生活，那些配以文字说明的照片随后被带回欧洲，用作社会学、人类学和科考资料的同时，也常常被摄影师做成画册和明信片出售。

然而，在西方主流的摄影史书写中，鲜有关于早期女性探险摄影师的记录。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和安全以外，由于早期摄影技术的限制，笨拙的大画幅相机和底片对于女性探险家来说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伴随着摄影术的不断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诞生的小型箱式皮腔相机操作相对简单，亦便于携带，逐渐开始被欧洲女探险家们所青睐。

伊莎贝拉·伯德，万县边的江船 ? Isabella Bird

出生于1831年的英国人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是最早出现在公众视线之内的女性环球旅行家之一，由她所著《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英文原名：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于次年出版，记录了她在中国调查长江地区的市场经济生态旅程中的所见所闻。1896年，在距离首次来到远东旅行的二十五年之后，已过耄耋之年的伊莎贝拉从上海出发，开启了一段令人难以想象的旅程。

伊莎贝拉在长江及川藏地区的游历路线，可分为七个阶段。第一段，乘当地人的木船从上海到杭州，经绍兴、宁波又返回上海(1～3章)。第二段，乘外国的轮船从上海经镇江、芜湖、九江至汉口，再由汉口经沙市到宜昌(4～9章)。第三段，乘帆船从宜昌起行，穿过壮丽的长江三峡，经奉节(夔府) 、云阳到达万县(10～16章)。第四段，从万县走陆路经梁平(梁山县)、渠县、营山、南部到达阆中(保宁府)，再经苍溪、剑阁、梓潼、绵阳、彭县、灌县到达成都(18～28章)。第五段，由灌县经汶川(威州、理番厅)、理县(杂谷脑)、米亚罗到达马尔康的梭磨，再从梭磨返回成都(29～34章)。第六段，由成都乘“乌榜船”(一种无帆而有竹篷的小船，形似乌鱼，四川人称为“乌棒”)沿岷江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嘉定府)、宜宾(叙府)、泸州到达重庆(35～37章)。第七段是回程，在重庆买舟东下返回上海。

在这本摄影画册中，伊莎贝拉·伯德将她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的记录了下来，并在沿途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记录四川及晚清末内陆腹地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其中116幅照片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与之前提到的两位英国女性旅行作家相似，伊莎贝拉在著作中同样体现了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观看以及批判性的思考。伊莎贝拉在书中第十六章“从夔府到万县”中提道：“许多饱学之士显示出来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因自负自大所致的无知真是无法忍受。这些事发生在非洲还行，但在这些人中却不行，因为这不应该发生在具有文士身份，通晓诸子百家，而且有两千年文明背景的中国人身上呀！”

正当伊莎贝拉·伯德回到英国并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中国日记时，法国人珍妮·德·瓦森（Jenny de Vasson）开始了她在法国乡村拍摄风景和肖像的摄影生涯。伊莎贝拉·伯德是最早将镜头对准乡村风景的女性摄影师，直到去世前，她留下了五千多张底片，然而这些底片连同一些素描和信件，多数毁于二战的炮火中。而几乎同时，玛丽·帕拉斯克娃（Mary Paraskeva），这位出生于1882年的希腊船舶大亨女儿，则在她父亲所拥有的大片土地上，以及在她经过希腊、法国、威尼斯和阿尔卑斯的旅途中拍摄了大量的风景照片。

玛丽·帕拉斯克娃，雅典伊瑞克提翁神殿，? Mary Paraskeva

二十世纪初，动荡的欧洲时局并没有挡住两位瑞士女探险家的环球脚步，在一部名为《阿富汗之旅》（Reise nach Kafiristan，Die）的电影中，女探险家安玛莉和人类学家艾拉于1939年共同踏上了一段公路的旅程，从日内瓦行经土耳其，过黑海，到伊朗的德黑兰，再进入阿富汗的喀布尔，各自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故事的原形则来自探险家、人类学家艾拉·梅拉尔特（Ella Maillart）以及集作家、记者、摄影师于一身的安玛莉·施瓦岑巴赫（Annemarie Schwarzenbach）两人真实的故事。在这段富有传奇的旅途结束后，艾拉撰写了一本名为《残酷之路》（The Cruel Way）的传记，终被拍成《阿富汗之旅》这部电影。

1903年出生于瑞士的艾拉·梅拉尔特自小的理想便是航海周游世界，擅长滑雪，曲棍球，帆船，还曾作为运动员代表瑞士参加了1924年的夏季奥运会。然而，热爱冒险的艾拉志在探索地球上的禁忌之地，挑战国家疆域界限。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艾拉的足迹遍布了东欧到苏联，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土地?！督刂茫捍颖本┑娇耸裁锥罚‵orbidden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是她和当时的英国驻华记者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于1935年为了逃避日本对中国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离开北京前往印度，从青海格尔木到克什米尔，穿越青藏高原北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段旅程。在艾拉一段段非凡的旅行中，她用摄影记录了所到之处的壮美风景和风土民情，其中大量的照片收录在了她的出版物中。

艾拉·梅拉尔特，天山高原，1932 ? Musée de l’Elysée

艾拉·梅拉尔特，从Djengart峡口下来到中国边境去，吉尔吉斯斯坦，1932 ? Musée de l’Elysée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在社会人类学，以及同欧洲帝国主义有牵连的“殖民地游客”（colonial traveler）的记录中，照片的用途已被重新评估。风景的再现深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正如温迪·J·达比所总结的，风景成为探索包容或排斥标准的焦点——这些标准是由某一特定阶级制定并借由性别、美学经验、共同体阶级欲望来传达的。于是，这些借由环球旅行家所拍摄的风景和人文照片，研究的焦点通常放在人们对照片使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含义上，被用来将某个社会类型定义为非我族类，或属于他者（other）的社会。

当代女性景观摄影的实践

旅行摄影师对创立英国风景摄影的功劳不亚于他们对纪实摄影的贡献，无论在国内外，还是在美术馆范围内。因此，风景摄影继承了两条主线，其一是以地形学为出发点的纯粹摄影，它们总的来说呼应了传统风景画的构图；二是来自更具画意风格的影像，这些影像复合了摄影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具有神话与诗一般的蕴意，或者带有批判的意味(3)。

毋庸置疑，早期欧洲女性旅行家的珍贵影像为摄影史留下了一道闪光的航迹，而当代女性景观摄影的实践则为我们研究女性与风景带来了多元的解读。早在2000年，莉兹·威尔斯（Liz Wells）便针对摄影史中有关被男性所主导的风景摄影，编辑了一本名为《转移的视野：今日女性风景摄影》（Shifting Horizons: Women’s Landscape Photography Now），通过介绍十位女性摄影师的实践，从不同的观点阐述了风景这一概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风景作为景观的一部分被纳入了景观摄影的类别，并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运用相关策略进行摄影创作；与此同时，风景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以及艺术史等学科中的多元解读，则为摄影师的实践带来坚实的理论支持。便随着便捷的全球交通网络和移动网络的覆盖，许多女性摄影师们打破了以往由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将个人在风景中的体验通过一系列深入的作品展现出来，甚至创作出以往只有男性摄影师才会涉猎的，有关宏大叙事的景观摄影。

正如威尔斯所观察到的，女性往往倾向于关注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土地联系之后所产生的后果。这继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图像：第一种是纪实摄影中惯用的讨论地点和环境的照片；而第二种，土地和环境则在隐喻的摆拍或构建的图像中成为摄影师更主观的探索(4)。

席瓦拉·拉格纳，选自《能量》系列，2013 ? Svala Ragnars

席瓦拉·拉格纳，选自《能量》系列，2013 ? Svala Ragnars

受到爱德华·博廷斯基（Edward Burtynsky）所拍摄的工业景观摄影的启发，来自冰岛的女摄影师席瓦拉·拉格纳（Svala Ragnars）运用相似的策略，拍摄了一组名为《能量》（Orka）的景观系列作品。在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调研之后，2013年，席瓦拉独自开车横穿冰岛，足迹遍及了隐秘在冰岛自然界中的八个地热和水能电站，在近距离拍摄下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人造景观。在《能量》的系列作品中，那些重塑了地平线的巨型建筑和管道在原始的土地上留下了美丽的几何形状，给观者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同样是关注自然，英国女摄影师吉娜·格罗乌尔（Gina Glover ）的作品则与席瓦拉所拍摄的工业景观形成巨大发差，在吉娜的早期摄影作品《通往记忆的路径》（Pathways to Memory）中，她用影像构建出那些带有童年、记忆和童话隐喻的图像，并将花园变成解释了那些困扰她生活中的符号和印象的游乐场。

吉娜·格罗乌尔，通往记忆的路径?Gina Glover

“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在安宁的环境中获得深刻的经验”（Deep experience is never peaceful），这句出自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箴言始终指引着我。而那些从风景中获得灵感，再通过自身介入风景的体验来进行创作的女性摄影师们，相信也和我有着共同的趣味。

莱斯利·蓬托，没有尽头的山?Lesley Punton

来自苏格兰的女摄影师莱斯利·蓬托（Lesley Punton）则对风景摄影实践时所经历的徒步、攀登和登山过程，以及其体验性本质有着独特的兴趣。蓬托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她长时期以来对山地和极地地区的探索，以及有关这些探索的人工制品、图像和文学以及研究报告和科学文件。在蓬托所创作的《没有尽头的山》（Mountain Without End）中，她将摄影、试验性的绘画、描写和个人的体验结合起来，寻找她个人经历与他人经历的相似点。

同样结合了对探险的热情，英籍华裔摄影师王岩（Yan Wang Preston）在她对迅速变化的长江景观的思考之下，开始了一个历时四年的景观摄影项目。从2010年到2014年，王岩使用一台大画幅相机，用谷歌地图将长江等分成63个点，每两点间确切相距100公里。通过运用深映射（deep mapping）的概念，王岩对景观摄影的方法学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继而，从看似“主观”地对长江的具化开始，到以看似“客观”的分点影像拍摄，来最终完成它。

在正式实施分点拍摄之前，王岩以一套用身体接触长江的行为艺术作品作为她对长江的直接体验。她首先在海拔5400米的江源用裸露的双手触摸了冰冻的江体，并用喇嘛绘制唐卡的红色粉末绘制了一幅红色的圆。在玉树亿万块玛尼石堆附近，王岩坐在长江的小支流巴塘河边雕刻了127块“玛尼石”，并将它们置放到了河水当中。而在2012年8月拍摄项目至重庆时，王岩跳入江水，让身体彻底地融入江水之中。

王岩，Y8，选自《母亲河》系列，2010-2014 ? Yan Wang Preston

然而与“主观”地与长江的体验不同，分点项目则严格的以谷歌地图将长江等分成63个点。面对科学的分点计划与“主观”体验之间巨大的反差，以及其为拍摄项目所带来了巨大的无法预测性，王岩写道：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但理想化的“母亲河”是一个神话，而不是事实。严格的“分点计划”迫使我不能预选到哪里拍，从而避免了拍摄那些通常意义上的“象征性地点”。而几乎是随机产生的拍摄点，打开了观察那些一直存在但并不引起关注的日常景观的可能性?！胺值闩纳恪辈皇悄康?，但它是除去“母亲河”神秘面纱，还原现实的可能方法之一。作为探索观念摄影、景观摄影和文化“神话”的一组作品，“母亲和”的本意是打破“神话”，但结果也有可能加强这个神话，这并不在创作者的控制之内(5)。

而另一位将景观纳入宏大的叙事当中的女性摄影艺术家，则在过去十年间带着一台5×7的木质大画幅相机横跨美国全境，拍摄出令人惊叹的彩色负片作品。2014年，一本名为《景观分类》（Taxonomy  of a Landscape）的摄影画册由美国摄影师维多利亚·桑布纳里斯（Victoria Sambunaris）出版，其中包含了一本收录了她代表性摄影作品的画册，以及三个配套的副本——一本收纳了个人琐碎的小册子（笔记本、地图，以及在路途中拍摄和收集的物件），一个小文本册，以及折叠的宝丽图像。维多利亚带着她的木质相机几乎走遍了美国每一条公路，用她标志性的、近似冷静的摄影语言将风景从现实的美国社会中抽离出来，成就了一部记录美国当代自然和社会景观的巨作。

维多利亚·桑布纳里斯，选自《景观分类》，? Victoria Sambunari

维多利亚·桑布纳里斯，选自《景观分类》，? Victoria Sambunari

距离出发三十天后的那个正午，我站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6)（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教堂前，看着其他朝圣者陆陆续续聚集在广场上，有人兴奋的欢叫，有人痛哭流涕。教堂的门前摆满了红色的蜡烛，以此纪念若干天前因为赶来参加圣周而遭遇火车出轨失事的77名遇难者。此时，背上那些沉甸甸地底片对我来说早已不那么重要，我的体验早已超出任何文字和图像所能表达的全部。

注释：

(1)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p2。

(2)转引自《遗忘的声音：十九世纪旅行和探险》，英国雷顿故居博物馆网站。

(3)莉兹·威尔斯，《摄影批判导论》（傅琨，左洁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319页。

(4)Wells，L. (1994) Viewfinders: Women Photographers: ‘Landscape’and Environment. Devon: AvailableLight. P.5

(5)转引自摄影师网站上的项目陈述。

(6)该城市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是欧洲第一条文化之路“朝圣者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的终点，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安葬于此，是天主教朝圣胜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