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后期，稀里糊涂地我又跟思想界搭上了。那时候李陀回国，没事就找我一趟，刘索拉偶尔也回来。他们那时候都在海外，一回来就是见朋友，史铁生、王朔……这一串，把很多人都串起来了。所以断断续续我和老圈子没断关系。反而摄影界我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仅限于闻丹青等几个极好的朋友。

1999年左右，那日松在《大众摄影》工作，他是个有心人，没事儿老来我这儿，了解一些以前的事儿。有一天聊着聊着，说他正在做一个图文书，是一个系列，都是关于各地文化的。我说这书哪儿出的，他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有一个叫刘辉的女编辑约的。这一说让我想起1986年我和陈建功与何志云曾经去过呼伦贝尔一个地方叫吉拉宁，是乌热尔图带我们去的。极少有人到过那里，那有一支特别奇怪的人群，长得像俄国人，唱的是中国歌儿，是华俄后裔。他们的故事也好玩，拍出照片来也好看，我一直很怀念那儿，说不定也可以做成图文书。

后来那日松就联系了刘辉，刘辉一听，觉得有意思，就预支了一万块钱稿费，先去再说。正好这期间李陀来找我，他认识刘辉，一听这事儿，就说他也去，然后刘辉也要去，还有陶庆梅、陈彦谷，我们好几个人。

结果那一路真是太有趣了。李陀这个人，你跟他在一块，他永远跟你谈的是思想。现在我们那一行人，一说起这次呼伦贝尔之行，都非?；衬?，坐在原始森林里面聊，吃饭吃大列巴，谈国际的学术啊，现代资本主义什么的。那一次，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洗礼，我突然知道国际学术界，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各样那么有趣迷人的理论，这些东西是八十年代我们不知道的。虽然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要重返摄影界，但它激起了我重新读书的强烈愿望，那几年做生意，我连书都不读了，我只看参考消息，偶尔还看一些八卦什么的，具体的理论书我都不接触。好在我底子在，拿起书来能迅速地找到状态。

1998年在包头市与邵燕祥、钱理群、秦辉、朱学勤、蓝英年等人

也是巧了。2000年时一天，《大众摄影》的闻丹青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事儿。他们要做程受琦的展览，也准备在杂志上发一期，说想来想去只有你最了解他，你帮着写一篇吧。我说行，晚上就写了一篇发给了他，第二天他又来电话，说高琴也看了，说鲍昆挺能写啊，要不然让他给咱开一个专栏吧。那时候《大众摄影》正在丰富化，可能需要写手吧。她一看我写的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想让我写。我说我不干，我说跟摄影早没关系，已经告别很多年了。丹青就动员我，又打了几次电话，我也没接受。

后来，也可能是看了李陀、陈彦谷编的学术杂志《视界》受了启发，我想了想，也可以干，锻炼一下自己，而且觉得自己80年代很多话没有说完。于是我就给丹青打电话说我同意了。问怎么个写法？他说随你便啊，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晚上我就写了第一篇，也是我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色情的摄影与摄影的色情》。纸上写的，一晚上“出出出”就写完了，那时候我写文章真是快，写完看一看、改一改，然后上电脑上一抄，就发给他了。

第二天，闻丹青就来电话了，我都能听出电话那头他那个感慨的劲儿。他说，不一样?。∫豢淳筒灰谎?！摄影界缺这样写文章的，现在那些文章其实真的没法看，都是那套抄来抄去的。我说，是吗？有这么好吗？！他说挺好的，你就接着弄吧！这一下把我给激起来了，就这么一篇一篇地写起来了。慢慢很多老朋友就开始来电话了，说唉呀，鲍昆你回来啦，太高兴了，像广角摄影学会的张居生，见我面第一句就说：“鲍昆你回来，摄影界就有热闹了。”意思是说我一定是个兴风作浪的人。

我就这么回来了。

2002年，我就写《美丽风光》一文，批判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风光。这些文章发表后，央视《瞬间世界》的一个编辑通过《大众摄影》要到了我的电话，给我打电话，说看了我的文章，觉得我对摄影界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观点，但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想约我做一期访谈节目。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在旁边，我除了和我联系的编导与主持人黄文之外谁也不认识。第二天，编导给我来电话，说录完节目后我刚走，制片人就说这人可以做咱们的主编。就这样，他们又来找我谈，我就又在《瞬间世界》干了两年多的执行主编。

2003年，出版人李克要出一本《传世风光》，来找我，让我写个序。我说风光又不是我的主项，而且我是反对风光的，你怎么能让我写呢？我推辞，说我要写也是批判的，以为这样就把这件事拒绝了。结果这个李克有意思，他说批也没事，批就批吧。我也不知道他这是真是假，还是推，就想起那时候正好刘索拉回来，洪晃找她写东西，已经付酬到一个字儿一块钱了，就拿这个理由吓唬李克，我说现在市场上可一个字儿一块了啊，以为能吓退他。结果李克说，没问题，就一个字儿一块，把我将在那儿了。然后我就想来想去，就想起我那个《美丽风光》了，等于实际上就是在这篇的基础上我做了扩充和完善，就出现了《雪月风花近百年》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我写到了接近1万3千字，但是李克没有爽约，一分钱也没少给。

2006年8月6日，接受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的聘书，出任华辰拍卖公司影像顾问

后来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是关于纪实摄影，2003年，当时广东美术馆要做《中国人本》，王璜生、安哥、胡武功他们就约我写，我就想把纪实摄影这个事儿弄清楚，因为这个概念在当时中国比较混乱，就写了《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实际上关于纪实摄影80年代末已经有讨论，从文献性角度说，《大众摄影》当时已经发了一些重要的介绍文章。

我最早看到纪实摄影这个词是从《国际摄影》杂志上，林少忠老先生当时是那的编辑部主任。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意给林老打了个电话，我就问当时纪实摄影是怎么理解的？林老就跟我一二三四地谈到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几个重点，很清楚。记得最大的一个重点是他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鲍昆你记着，纪实摄影是和左翼运动分不开的。这一下让我脑子腾的一下就开了，实际上原来我的脑子里琢磨的还是纪实摄影的手段、方式和最后呈现的风格，怎么做选题之类，但他这么一提，我一下就明白了。后来又查阅了他提到的ICP百科全书，对纪实摄影和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关键是原来我就对左翼运动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一下就被林老给点透了。

2011.4.23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ICP共同举办的卡帕研讨会上演讲

2011年，罗伯特·卡帕原来遗失的手提箱发现了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ICP摄影中心联合办了一个研讨会，我，石志民还有王保国受邀参加了这场研讨会。那个会有一个特点，参与者全是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中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教授，慷慨陈词，他说1930年代，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左翼。那个研讨会上都谈的是这些大话题，第三国际怎么回事，资本主义进展到了什么程度，纳粹是怎么兴起的等等，大部分人一谈呢，就把我们过去的知识全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之后，2012年，我又写了一篇《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精神》。

纪实摄影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有观点的，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第二、它的创作方式是艺术方式，但是它的艺术中玩的是所谓摄影本体才能出来的东西，叫用事实来说话，带引号的“事实”，是大致的事实，比如允许一定的摆拍，只要不违反历史的事实逻辑就可以，但新闻是信息，Information，信息不能篡改，导演了就是假新闻，这和纪实摄影是有本质不同的。

当然，我的文章里更多地强调，摄影师可以利用“事实”来反说“事实”这么一种摄影特征的东西，去宣扬一种人文的立场、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别把纪实性和纪实摄影混为一谈。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

2011年秋与天津美院09级同学合影。从辅导该校第一届同学毕业开始，一直到现在，鲍昆是天津美院摄影系的特聘教授